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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历改革,重识改革

魏英杰 冰川思享号 2020-08-21

魏英杰

冰川思想库联合创始人、研究员,媒体评论员、专栏作家,吴晓波频道财经日日评栏目主编。全国多家报纸、电视、电台特约评论员,从事时事评论写作十六年。曾任东方早报评论员、杭州日报评论部主任。第一、二、三届中国大学生新闻评论大赛终审评委。出版有《书山寻路》、《重新发现改革》(主编)等著作。

专栏文章:


《2010年,中国最神秘企业华为发生了什么》

《中企“走出去”,教训远不止委内瑞拉高铁烂尾》

《姚振华与深圳国资的恩怨往事》

《从王思聪到柳青: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》




从我小时候记事起,父亲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农民,他每天起早摸黑,并不是到农田干活,而是骑着三轮车,满载着一袋袋大米,到附近集市摆摊贩售。

 

这些大米都是从附近乡村收购了稻谷,再运往加工厂加工而成,有时候我会跟着父亲到加工厂玩耍,看着黄灿灿的稻谷倒进漏斗形的机器,出来就变成了白花花的大米,感觉好神奇。每次父亲都会用手插入一袋大米的深处,再抓出一把余温尚在的大米凑近了仔细端详,判断新加工出来的大米成色如何,这也将决定这批大米能否卖出好一点的价格。

 

我原本以为,这样的生活天经地义、平平淡淡,我生来看到的是这样,以前也应该就是如此。其实,那时候粮食统购统销和凭粮票供应政策尚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,私自收购和出售粮食都可以算是非法行为。后来我听父亲说,在我出生前,他到别的村子收购粮食,都得提心吊胆地走山路,躲开有关人员的检查,否则粮食可能被没收,人有可能被抓走。


▲《重新发现改革》,魏英杰 主编,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


幸运的是,改革开放的时代降临了,计划经济背景下出台的相关政策都有了松动迹象。哪怕尚未正式取消统购统销政策,为了调剂市场需求,像我父亲这样的粮贩子也被允许公开经营。父亲和集市上不少乡亲一样,因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个体户。

 

生于1974年的我,从此得以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好处,例如不再发愁基本的吃穿问题,能够按部就班、不受干扰地读完小学、上中学、考大学。踏上社会后,也不必再被土地约束,只有下地干农活一条路,而是有了更多的择业机会。


就此而言,我和我的同龄人,应属于改革开放的一代人。

 

 “文革”之于我们,只有淡淡的模糊的记忆,拼凑不出一幅完整的画面,而“改革”之于我们,则是人生大背景,如影相随。难以想象,一旦抽离改革叙事,我们这些人会是何种境况,岁月又会是怎样流淌。


▲泉州西街(图/图虫创意)


再伟大的人物,也无法抽离这个大时代,再卑微的个体,也与时代起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一个人无法脱离大时代给定的人生背景板,生活于战乱时代抑或和平时期,命运自然会有根本的不同。

 

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之处在于,人生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中国的和平安定时期,没有战乱,没有严重的经济大萧条,经济增长率常年保持在高位,生活水平总体不断提高。这是一个事实。

 

当然,对于这个风起云涌、波澜壮阔的大时代,却不是人人所见一致。你眼里的改革,和他所说的改革,虽说都是一个词,却未必是一个意思。不同年代出生的人所拥有的改革记忆,所了解的改革故事都会有所不同。对有些人来讲耳熟能详的人和事,对另一些人来说很可能一脸懵圈,茫然无知。

 

2018年10月,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去世,一时间涌现出不少回忆文章。有些90后、00后这才惊讶地发现,原来金庸作品在内地也有过被痛批与鄙视的经历,而对60后、70后们来讲,这就像发生在昨天的事情,无需提醒也不会忘记。

 

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出版过一本书《中国可以说不》,总销售量超过300万册,为当时的现象级事件,但我最近才发现许多年轻人压根没听说过这本书。


一样的往事,在不同人的记忆中,早已悄然改变了模样。


图/图虫创意


但也不要以为,凡是亲历过的历史,自己的记忆就一定准确。许多历史事件在发生的时候,并不一定为人所知,许多事件的历史意义,实乃后来不断被赋予与强化,才慢慢形成并清晰起来的。

 

比如说,改革史上著名的“莫干山会议”,召开的时候有多少人知道?又有多少人明白,这场会议给以后的改革开放带来多大影响?谁能想到,当时有些仍是大学研究生的与会者,日后成了声名赫赫的学者、位高权重的官员?但这场重要会议的发起、组织、议题与成果等许多细节,在多年以后仍是一片混沌,甚至有的当事人都讲不完整、说不清楚、道不明白。

 

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改革就是这样,每个人都置身于其中,却只见其一端,拾起一些片段,而又难以窥其全貌、洞悉真相。所以,这才有了“重新发现”改革这么一说。

 

历史就在那里,本无须“重新发现”,只因往事浮沉、讹传错漏,这才需要再回首、细思量。即便论及改革开放无法绕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,也不像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,按下一个启动按钮,一切就开始发生变化。事实上,变化早就到来,只是如同潜流暗涌,没有被官方公开认可,没有经过合法化的程序。

 

小岗村18位村民签下“大包干”生死状之时,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,甚至关于农村和农业的改革也还没有被正式提上议程。改革开放初期的典型大邱庄和华西村,也是如此。早在1977年,大邱庄就成立了冷轧带钢厂,华西村的地下加工厂更是已经运作了近10年时间,到1978年,华西村的银行存款高达100万元。


▲小岗村“当年农家”,18位农民按下鲜红手印搞起大包干的地方(图/图虫创意)


这些事实,或许有助于人们改变对改革开放的刻板印象。“重新发现”改革,就是为了重温改革,寻找和展现改革进程中的细节与真相,了解改革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。

 

在翻查史料过程中,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,大到宏观决策,小到一些普通人物的命运,乃至于一部电影的公映,经常都会涉及来自不同方面的争论。从可口可乐能不能在普通商店里贩卖,到年广久的傻子瓜子能否雇佣上百号工人,都涉及“姓社姓资”的意识形态问题。

 

从这些事件和争论可以看出,改革不是某个人的心血来潮,也不单纯是自上而下的推动,或者自下而上的倒逼,改革的进程更不是一帆风顺、一路向前,而是一波三折,经过了反复博弈与艰难推动,方才取得今日的成就。


 ▲《重新发现改革》,魏英杰 主编,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


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人,如果从1978年算起,今天正好步入传统定义中的中年,而第一代00后,今年正好步入成年。当往事已成追忆,如何去记录与理解往事,就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。因此,借着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,我们撰写出版了这本书。

 

这本书从2017年12月初蓝狮子的编辑陶英琪女士找我商谈,到确定选题,再到分头撰写,直至交出最后一篇文章,前后经历了9个多月。参与本书撰写的,除了我自己外共有10人,如果没有他们的热心参与,这本书无论如何是完不成的。

 

 在分工上,大家各自有所侧重,赵周贤、关不羽、熊志、王磊、周俊生等人承担了较多撰稿任务,李跃、王言虎、王俊勇、陈白等人工作繁忙,也热情参加讨论,完成了撰稿任务。多数撰稿人是我创办的评论类自媒体“冰川思想库”(微信公众号:冰川思享号)的特约作者,也是任职于传统媒体、活跃于网络新媒体的专栏作家、评论员,赵周贤、张涛是冰川思想库的内容主编和编辑,大家彼此有充分的信赖,始终保持良好沟通,也使这次合作成为一段愉快的经历。

 

 稍感遗憾,本书原稿总计103篇文章,因篇幅有限等原因,不得不忍痛割爱二十余篇。当然,由于撰稿、编辑过程仓促,书中如有讹误错漏,责任在我。

 

如果可以的话,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我的父亲。这本书里,有我父亲那一代人的点滴印迹,而对于我的儿子来讲,这本书里所讲的大多数故事,已经成为历史。(本文为《重新发现改革》一书序言)


编辑推荐


一部由事实自己来讲述的

改革开放史,

一次唤醒年代记忆的

时间旅行,

一份历经岁月变迁

始终无法抹去的证据,

一段我们置身其中

却未曾仔细审视的

共同生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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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投稿邮箱:bcsxk2016@163.com)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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